2023年3月12日，我与王燕明、张树生一同踏上了回访之路，重返那片曾经插队扎根的第二故乡——刘家坪村。我们怀揣着对青春岁月的回忆，带着对那些曾给予我们无尽恩情乡亲的深切思念，踏进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村庄。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昔日的刘家坪大队早已换了模样。曾经狭窄曲折的羊肠小道，如今变成了宽敞平坦的水泥路。过去的土窑洞也被宽敞明亮的新式窑洞取代。四周光秃秃的山峁，如今满是成排的苹果树和枣树，郁郁葱葱，生机盎然。若不是我们当年居住的那几孔窑洞——知青点还被保留下来，我几乎难以相信这里就是当年我们插队生活的地方。
村里的人口十分稀少，半数以上的院落大门紧闭，门上挂着铁锁。我们在村里转了很久，终于与几位坐在村口晒太阳的老人打了招呼，便问起为何这么多房门紧锁。老人们一脸迷茫地告诉我们，年轻人都纷纷进城打工了，许多父母也到城里帮忙照顾孙辈，村里只剩下些老弱病残，整个村的三个村民小组加起来，不足百人。
展开剩余81%起初，老人们没有认出我们，有些人我们也已经记不得了，甚至连名字都模糊了。当我们提及当年北京知青插队的故事时，一位老人凝视我许久，突然喊出了我的名字：“赵和平，你是赵和平！”那声音如同穿越时空的呼唤，让我瞬间认出他正是刘俊德，当年队里的饲养员，如今已八十七岁。我走上前，握住他那双粗糙的手，望着他满头银发和布满沟壑般皱纹的脸庞，心中涌起复杂的情感，泪水不由自主地滑落。
刘俊德大叔也认出了王燕明和张树生，他拉着我们的手，感慨道：“哎呀，转眼你们已经走了四十多年了，我还真认不出来了。来，跟我回家坐坐。”前往他家路上，我们遇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路上打扫卫生，刘俊德大叔喊道：“狗娃，你看看是谁来了？”听到呼唤，那老人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随即丢下扫帚，跑到我面前，略显拘谨地擦了擦手说：“和平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
若不是刘大叔喊出“狗娃”的名字，我绝对认不出眼前这位老人。他不仅头发花白，背也弯了，口中牙齿寥寥无几。看着他那瘦弱苍老的脸庞，我的心里一阵酸楚。狗娃比我小九岁，三岁时父亲意外去世，是他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拉扯长大。他的真名叫刘明亮，但村里人从不喊他的真名，连比他小的孩子也叫他“狗娃”。
关于狗娃的故事，还得从我们刚来刘家坪大队插队落户说起。1969年1月22日下午，我和另外八名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刘家坪三队，暂时住进牛棚旁的两孔土窑洞。那时帮我们做饭的是年轻的春梅嫂子——狗娃的母亲。狗娃那年七岁，常跟着母亲到牛棚玩耍。我们都称呼她“春梅嫂子”，她比我们年长十几岁。
狗娃个子憨厚，反应比同龄孩子稍慢，但不笨，会数数能数到五六十。初见他时，我给了几块糖，他见我便会微笑，有时也叫一声“叔”，但很少主动叫。一次我不在窑洞，他偷偷翻了我的提包，被母亲发现后挨了训。他说是想找糖块。初来陕北插队时，姐姐送我一只精致口琴，让我排遣孤独。我虽不懂谱子，也不会吹奏，偶尔随性吹几下，狗娃却很喜欢听，总安静地坐在旁边。
春节过后，气温回升，农活逐渐繁忙。我们学会了自己做饭，春梅嫂子也开始与我们一同劳动，狗娃有时也跟着去山上玩耍。闲暇时，我试图教狗娃识字，可他记性差，学了几天就忘，最后放弃了。三年后的一个秋日午后，社员们在田间休息，我吹起口琴，狗娃忽然抢走了它，胡乱吹奏，引得春梅嫂子生气打了他两巴掌。狗娃没哭，却依旧想要口琴。我将口琴藏进衣袋，装作没看见，他眼巴巴地盯着，好像在无声请求。
刘根旺队长开玩笑说：“狗娃，那山上有个马蜂窝，你要是弄下来，和平叔的口琴就归你了。”狗娃毫不犹豫地奔向那山峁。一个半小时后，他满身是血，双臂划出道道血痕，嘴肿成一条线，眼睛几乎睁不开。看到这情景，春梅嫂子泪流满面，我和刘队长心里都很不是滋味。刘队长更为自己开玩笑惹出大祸感到懊悔。
狗娃站在我身边，盯着口琴衣袋，一言不发。我赶紧将口琴递给他，他没理会春梅嫂子的阻拦，拿着口琴跑开了。看着他，我心疼不已。收工回家的路上，刘队长对我道歉，表示过几天会把口琴要回。我嘴上说不要，心里却有些舍不得。
回到知青点刚做完午饭，春梅嫂子哭着跑来，告诉我们狗娃病了。我们顾不上吃饭，匆忙赶到她家，背起狗娃送往公社卫生院。直到天黑他才醒来，脸和头肿得厉害，手臂也有肿胀。医生说山马蜂毒性极强，他能活下来实属奇迹。十多天后，脸部才恢复正常，胳膊上的伤痕依旧明显。那次医药费由刘队长和我们知青各承担一半。刘队长和春梅嫂子本不同意，但我们认为几块钱的费用不算什么，毕竟春梅嫂子家境清苦。
转眼到了1976年秋天，我幸运地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，赶上了专科大学的末班车，进入天津纺织工学院。离开刘家坪前一天，我将自己的木箱送给了春梅嫂子，洗脸盆、热水瓶等生活用品也一并赠送给乡亲们。离开当天，乡亲们送我到村口，刘队长和狗娃一路护送至公社汽车站。分别时，狗娃拉着我泪流满面，在刘家坪七年多，我极少见他落泪。汽车启动，刘队长和狗娃目送着我离开，目光依依。
此后，我与刘家坪的乡亲们失去了联系。2009年春天，一些当年下乡的同学回访刘家坪，我因身在异地遗憾未能同行。此次重返故乡才知，刘队长早已去世，春梅嫂子也不在了，而可怜的狗娃却一辈子未娶，一人孤独地住在三孔窑洞里。
临别时，我给刘俊德大叔和狗娃各两千元钱，并带去礼物。狗娃坚决不要钱，说责任田已流转，打扫村里卫生一个月有七百五十元收入，生活无忧。见他比我还显老态，我对他说：“你都六十多岁了，以后我不叫你‘狗娃’了，你也别叫我叔，咱俩年龄差不多，你叫我哥吧。”狗娃憨厚地笑着说：“叔，你叫我‘狗娃’就好，村里没人知道我的大名，连娃娃都叫我狗娃。你是我叔，我怎么能叫你哥呢？”他那核桃皮似的脸上难得露出笑容。
那一刻，我心头酸楚无比。多么淳朴善良的狗娃，为何一生孤单？第二故乡的狗娃，成了我难以释怀的牵挂。多年以后，每当忆起他为一只口琴差点被马蜂蛰伤的往事，心头仍旧难安。想到他孤苦伶仃一生，我更觉心疼。愿未来的日子里，狗娃能平安幸福，尽享晚年安宁；也祝愿第二故乡的乡亲们幸福美满，安康常伴。
——作者：草根作家（根据赵和平老师讲述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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